继《欲望的边界：无处不在的经济学原理》之后，“80后”青年学者和媒体人潘启雯另一本财经随笔集《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坏听力时代的财智逻辑》近日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从“危机亲历者反思”、“审视复杂的中国”和“洞察并把脉世界”三个维度广泛涉猎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书籍或热点财经话题，深入观察了近10年来的重要政治经济事件，并由此汇集了作者对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和中国经济的众多前沿思考。
责任编辑：张阳
（《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坏听力时代的财智逻辑》，潘启雯/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定价：49.80元）
据出版方介绍，当今时代，企业、组织、政府机构和各行业领域都会面临一些明显的、高概率的危险，而且其中一些危险会给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带来毁灭性打击。面对“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明斯基时刻”（即金融资产价格突然崩溃）等频发的当下，人们的听力似乎坏了。潘启雯这本财经随笔集正试图通过对如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布迪约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彼得·古勒维奇、罗杰·E.A.法默、马克·布莱思、帕布罗·特里亚纳、大卫·哈维、罗伯特·席勒、理查德·波斯纳、马丁·雅克、约瑟夫·奈、马太·杜甘、克劳德·迈耶、马凯硕、郑永年、葛兆光、温铁军、汪丁丁、于建嵘、史正富、许小年、章玉贵、盛洪、华生、徐滇庆、常修泽、左小蕾、曹尔阶、李炜光、巴曙松等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作品或相关人物的深度剖析，开辟出一条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之坎的财智探寻之路，并由此发掘和揭示作为“财智逻辑”的深意和大义。
在该书的后记，作者谈到：出版这本《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坏听力时代的财智逻辑》，并不是提出防止“黑天鹅”“灰犀牛”的具体策略，而是试图通过对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作品或相关人物的深度剖析，进而反思过去众多类似“黑天鹅”“灰犀牛”等经济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采取未雨绸缪的行动，或许能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过去每一次经济危机（尤其是影响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众多学者的建议和理论探索及建构，并非仅仅为了追求理论的完美，更为在历史的崎岖中不断找寻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哪怕这条路径有着诸般曲折，时常模糊不清，也仍然不能放慢我们探索的脚步。作者谨望本书能对读者理解过去经济危机（尤其是2007～2008年由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问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由此引申的结构改革的着力点有些许帮助。（杨国强）
推荐序
“黑天鹅”和“灰犀牛”不再稀有的世界
⊙郑磊
作为金融界从业人士，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越来越熟悉“黑天鹅”这个概念了，其实我自己也“发明”了一个更有中国特色的同义词——“灰熊猫”（见《与羊群博弈——A 股投资者的行为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5月版），意思都一样，指的是意料不及的突发事件。自从“黑天鹅”之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出版之后，金融市场几乎天天生活在“黑天鹅”的世界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黑天鹅”7天24小时，随时都在世界各地起飞，然后从各大金融市场的巨型行情显示屏里飞出，迎面扑来！这就是一个金融人的真实感受。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灰犀牛”，个头显然比黑天鹅还大很多。这种动物的特点是目标大，行动略为迟缓，但破坏力更强。想象一下，当一头灰犀牛向你一步步逼近，而你几乎无路可退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一个已知的未知。而“黑天鹅”是一个“未知”的“未知”。总之，它们都会给人们带来难以评估的破坏性后果。
实际上，当2007～2008年那场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将不再安宁，不再稳定，属于一种“高墒”状态。随时会出现“黑天鹅”事件，而类似“灰犀牛”的经济问题也非常明显了。比如各国为救市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泛滥是一个必然结果。如果把全球经济看作是一个大池子，在危机之前，里面已经盛了很多水（货币）了。而金融危机之后，水位又快速提升，现在各国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腾挪的空间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步入调整空间有限，调整能力呈快速边际递减状态。
当南美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抖动翅膀时，可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引发一场风暴。这类事情以前不太容易发生，现在却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地球已经太拥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界内部、人与机器，等等，关系错综复杂且联系得越发紧密。这仍然是一种空间狭仄的感受。这就类似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我愿意把它称为“黑蝴蝶”现象。
人类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各种生物繁衍似乎失序了，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更难掌控，人类正在进入 AI（人工智能） 世纪，也许很快就将出现某些方面比人类更强的机器人。我们将面对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种种竞争。在我们还没有能力解决人类一些重要社会矛盾的同时，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人类与机器人共存的社会伦理困局，这些需要深入的思考。
我非常钦佩《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坏听力时代的财智逻辑》作者的勤奋和用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应重点关注的领域。“80后”青年学者潘启雯从“危机亲历者反思”“审视复杂的中国”和“洞察并把脉世界”三个维度广泛涉猎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书籍，深入观察了近10年来的重要政治经济事件，写下了不少深入浅出的文章。这本书汇集了他对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思考。
本书的标题非常切合现实，金融危机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下一次危机，这些坎儿是“黑天鹅”，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型经济体越积越高的债务问题和货币问题，显然都是“灰犀牛”。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回旋空间了。身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我们面前的行情显示器里随时都可能拉出一条陡直的价格曲线，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财富瞬间缩水；而更多的人也许面对的是后半生的生活隐忧。
作者直指一些人的心态问题，说这是一个“坏听力时代”。可能不仅是大多数人听力有问题，视力也有问题，甚至大脑也出了问题。现在有个词叫“财商”，和智商、情商同等重要。我觉得作者的思考犹如一种财商训练，他希望“试图通过对如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布迪约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彼得·古勒维奇、罗杰·E.A.法默、马克·布莱思、帕布罗·特里亚纳、大卫·哈维、罗伯特·席勒、理查德·波斯纳、马丁·雅克、约瑟夫·奈、马太·杜甘、克劳德·迈耶、马凯硕、郑永年、葛兆光、温铁军、汪丁丁、于建嵘、史正富、许小年、章玉贵、盛洪、华生、徐滇庆、常修泽、左小蕾、曹尔阶、李炜光、巴曙松等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作品或相关人物的深度剖析，开辟出一条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之坎的财智探寻历程，并由此发掘和揭示作为‘财智逻辑’的深意和大义”。对此，我极表敬佩和赞同。希望本书能够达到启人心智、开卷有益的效果。
（郑磊，博士，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学者，香港 CMBI 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作者简介：
潘启雯，1983年生于桂中小城，壮族。媒体人、金融从业者、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危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课题组成员。现居北京，供职某机构。著有《欲望的边界：无处不在的经济学原理》等。
前言
坏听力时代：如何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
（一）
当亚马逊丛林中的一只蝴蝶抖动翅膀时，人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引发一场风暴 ［或按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 ward N.Lorentz）最早的说法：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但当黑天鹅抖动翅膀时，人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人们将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换一种说法：一切皆有可能。
毋容置疑，蝴蝶和黑天鹅，两者都是一种对难以预测的未来的比喻，正好是看待世界的相反角度：“蝴蝶”这个选项，被称为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非线性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引起系统连锁反应后难以预料的后果。“黑天鹅效应”（或称“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既不属于线性事件，也不是非线性事件，两者都可以归入决定论的范畴。黑天鹅是指非决定论事件。“黑天鹅效应”，就是非决定论效应。
事实上，在经历了2008年由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才让“黑天鹅”一词进一步流行，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之后出版了《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带动了一股阅读和研究热潮。“黑天鹅”原是欧洲人的口头禅，意思是不可能存在的事。直到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人们才明白，过去他们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以为自己知道的就是对的，而事实上是自欺欺人。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更是进一步让“黑天鹅”这个词家喻户晓，成为所有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的一个绝佳代名词。2017年，比“黑天鹅”更危险而更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灰犀牛”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灰犀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克（Michele Wucker）在2013年的达沃斯论坛提出，并在2016年出版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The Gray Rhino：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一书中进行了系统性阐述。灰犀牛长于非洲草原，体型笨重，反应迟缓，离得远的时候觉得毫无威胁感，但如果它真的奔过来，其爆发力会让猎物猝不及防被掀翻。 “灰犀牛”一词与“黑天鹅”相对，其被用来说明，最大的问题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对问题的视而不见。
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换言之，它利用了人性弱点——没人愿意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负责——所以那些黑天鹅背后，几乎都藏着一头灰犀牛。无数琐碎的危险因子长年积聚，直至爆发。例如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集中爆发之前的诸多泡沫破裂，飓风卡特里娜和桑迪及其他自然灾害后的毁灭性余波，颠覆了传统媒体的现实数码技术，大桥坍塌和摇摇欲坠的城市基础设施，苏联的迅速衰败和中东地区的混乱，在事前均出现过明显的迹象。危险并不都来源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或太过微小的问题，雾霾、气候变暖、饮用水短缺、金融危机以及科技的革新带来的巨大颠覆性力量……这些都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灰犀牛事件。我们之所以忽视这些信号，更多只是因为长久视而不见。
一个忽视“灰犀牛”的典型例子，就是曾经称霸全球的菲林公司柯达（Kodak） 忽视数码摄影“不可阻挡”的潮流，结果错失了在新技术领域脱颖而出的机会。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格非在他的《隐身衣》曾写到一个“以帮高端客户定制高级音响设备为生”的崔师傅，客户群体只有两种：一种是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他们“都是当代社会掌握话语权的人”。正因有这两种“客户群体”的存在，耳朵时尚的变迁史与心灵史曾密谋般合一。可悲的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格非于是努力借用崔师傅专业的耳朵测量着每一次音乐选择的品位，诊断出了“经济文化高阶级≠艺术修养乃至人格品质高位”的症候。
当今时代，企业、组织、政府机构和各个行业领域都会面临一些明显的、高概率的危险，而且其中有一些危险会给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带来毁灭性打击。面对“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明斯基时刻”（即金融资产价格突然崩溃）等频发的当下，人们的听力似乎也坏了。而笔者出版这本财经随笔集《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坏听力时代的财智逻辑》，试图通过对如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布迪约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彼得·古勒维奇、罗杰·E.A. 法默、马克·布莱思、帕布罗·特里亚纳、大卫·哈维、罗伯特·席勒、理查德·波斯纳、马丁·雅克、约瑟夫·奈、马太·杜甘、克劳德·迈耶、马凯硕、郑永年、葛兆光、温铁军、汪丁丁、于建嵘、史正富、许小年、章玉贵、盛洪、华生、徐滇庆、常修泽、左小蕾、曹尔阶、李炜光、巴曙松等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作品或相关人物的深度剖析，开辟出一条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之坎的财智探寻历程，并由此发掘和揭示作为“财智逻辑”的深意和大义。
（二）
《跨越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坎：坏听力时代的财智逻辑》三个部分，各有侧重、各有特色。
第一部分“危机亲历者反思”多数文章主要关注2007～2008年由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问题。多年来，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一群人聚在一起不断开发新型金融产品，目的是要在更为广泛的市场范围内分散风险，与此同时，全球各个市场间的互动变得从未如此灵敏，也变得从未如此脆弱。从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到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直至金融衍生品市场，一个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瞬间就能催生出信息化时代的蘑菇云。市场的复杂性已超出了远离市场前沿的人，甚至也超出了监管者的理解范围。
危机时刻，经济学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需要其他科学或人士来给出答案或解决方案。波兰经济改革“总设计师”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坚信“抛开了人的经济，是可怕的经济”。曾亲自参与印度尼西亚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布迪约诺坦言，“每场危机都要付出巨额学费”，处置危机来不及等到所有信息和弹药都齐备，主要考量是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预防金融体系全面坍塌。要选择“与已知的魔鬼打交道”；“任何一场危机中，管理人的心理都是至关重要且生死攸关的”。
经历了2008年由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德国现任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称，此次经济危机让我们找到了一种“适度与责任的新文化”。19世纪末的长期通货紧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泛的经济衰落，是比较大的三次危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古勒维奇说：“国际经济危机对国家来说就像化学中的化合物的反应试剂一样：它们引起变化并揭示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
金融守护人为何不为公众利益服务？美国奥本大学梅肯研究院高级金融研究员詹姆斯·R. 巴斯、威廉姆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小杰勒德·卡普里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银行和金融学的威利斯·H.布斯讲座教授罗斯·列文三位经济学家以“烹制酸辣汤”的比喻说明，就像要烹制上好的酸辣汤一样，设计恰如其分的金融监管，需要全面考虑所有政策对金融市场产生的综合效果。仅评估某项政策单独发挥作用的效果，无疑自欺欺人。三位学者还发现，腐败以及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的“旋转门”（即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员工互相跳槽），扭曲了金融监管。
生前曾声名显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直接影响了现今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和决策者对凯恩斯思想的理解方式，但他所提出的调和凯恩斯主义思想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方式漏掉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高失业会永久持续。基于此，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杰出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罗杰·E.A.法默一再强调，正是总财富的持续下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水平，也正是财富的持续下跌带来了威胁，使 2008 年的崩盘转化为一件非常痛苦的大事件。因为强调了收入作为消费决定因素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被引导着相信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作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政府大举借债，将使我们的子孙无辜背上巨额还债的负担。
金融业自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重创后，美欧政客们宣布了一轮又一轮预算削减计划，并将政府支出塑造成无妄的浪费和经济形势进一步下行的“罪魁”。美国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思认定，紧缩政策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问题的源头并不是政府狂妄无节制地支出，而恰恰是政府对破产银行体系的救助、再资本化和注资。
第二部分“审视复杂的中国”，探讨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相比过去的成功，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前景，共识较少。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过去那么好，这一趋势已结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经济还会较快增长，并将在可预期的将来在总量上超过美国。当然，还有第三类人是摇摆于上述两端之间，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有第三类观点并不奇怪，甚至可能还不在少数。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确让人困惑；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一个用于中国经济的可靠分析框架，那就得不到自信的、一贯的结论，常常被复杂的现象或繁杂的观点所干扰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看不清”中国经济的前景不仅发生在非经济人士身上，一些有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和经济学家也会如此。
其实，了解、思考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并非一定要以“啃硬骨头”的劲头来钻研。换个轻松的角度来观察、记录，也是很好的方式。特别是当一些观点与流行看法相左或受到质疑时，中外不少学者却能拿出更细致的分析、更严肃的证据，做更有说服力的阐述，且不迎合精英政客，善于诊断经济学谬论，敢于解剖政府政策失误的精神，对当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三部分“洞察并把脉世界”关注当下国际关系热点、城市发展、中日关系等话题。围绕利益的竞争、较量、博弈，这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内容。由此，国际形势向来是“波诡云谲，乱中有变”。以2016年为例，特朗普出人意料赢得美国大选、英国意外“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等“黑天鹅”事件屡屡发生。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唯其不完美，才促使人类孜孜以求。为此，把握世界发展脉搏、寻找共识先得在迷思中回归常识。
在政治舞台和商业竞技场上，常态是依势夺利，依靠强权和优势参与对利益的争夺。这种状况，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正当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发展，必须从发现常识、承认常识和尊重常识做起，因为常识正像货币和语言，是交易的条件、交流的桥梁，是人们合作的共识和基础。
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观察发现，作为全球信息革命的结果，21 世纪正发生着两个巨大的权力转移：国家之间从西向东的权力转移和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扩散。在法国当今最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马太·杜甘看来，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通过不同的组织完成的，相似的或相当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执行不同的任务。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用抽水马桶、“船”这些生动的细节或比喻把脉并审视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令人耳目一新。不过，马凯硕在《大融合》中，并不再像《新亚洲半球》那样强调西方的衰落，而是着眼于世界格局再平衡过程中内在的相互依赖性。在马凯硕看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安全，将取决于它们能否发现分享权力的方法。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定决心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时年二十五岁，已经以《究元决疑论》（载于《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5期）而获得蔡元培的赏识，成了北京大学的老师。他来与父亲讨论当时甚是热门的欧战时事，他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听梁漱溟说完之后，说了一句“能好就好啊！”就匆匆出门，三天之后投湖自尽。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悲观情绪并不鲜见，梁济并不是偶然案例。最近几年，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袭频发、英国“脱欧”、朝核危机、特朗普治下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加剧美国国内分裂、中东乱局……一系列乱象背后，是域内外强国的多方缠斗，因此世界没有一刻消停，今天仍旧是一个太多不确定性的年代，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对未来报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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