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辐射之殇

 
       5月9日，勒加索夫、维利霍夫与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在政府委员会伊万科夫区总部进行了会谈，参与这次会谈的还有一位刚从莫斯科远道而来的客人——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是一位核专家，也是政府官员，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曾担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副总工程师，在爆炸发生前几周，他还曾到核电站进行视察。
       现在他被请来帮助控制这已破损的反应堆，诸事烦扰，梅德韦杰夫心神不安。首先就是谈话的主题：科学家们正尽全力说服梅奥雷茨来负责核电站的善后工作，这个核电站本就归他的部门管理。爆炸发生两周后，整个事故善后工作混乱无章。事实上毫无组织：政府委员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处理一处又一处的险情。梅奥雷茨告诉梅德韦杰夫：“目前有十多个部门都参与了进来，能源部无法协调好所有人。”维利霍夫认为梅奥雷茨有责任并且有能力协调好各部门的工作，他力争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归你管，所以你必须组织好一切……现在，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你要清点好人数。”
       后来梅德韦杰夫才懂得在当时的语境下，“清点好人数”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回忆道：“在政府委员会的晨会和夜会上，一谈到某项任务的执行部署，比如像收集爆炸喷射出的燃料和石墨、进入高辐射区、打开或关闭阀门及其他工作，政府委员会的新主席西拉耶夫就会开口：‘做这项工作，我们需要安排两到三人，那项工作需要一人。’”爆炸发生的两周后，大家都已坦然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执行任务时，不仅要算好工作人员在高辐射区停留的时长，还要考虑到会有人在工作中殉职。勒加索夫现在本应接受辐射中毒治疗，但他又来到了切尔诺贝利。梅德韦杰夫觉得维利霍夫看起来疲惫不堪，面色苍白——维利霍夫比勒加索夫晚几天来到切尔诺贝利，他已吸收了50伦琴的辐射，是容许剂量的2倍。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因为牺牲自己和他人是控制核电站的唯一方法，任务至高无上，人员的安危都是其次。
 
       在当时的苏联词汇里，他们这一群人被称为“事故清理人”。这些人有几十万，大多数是男人，都是爆炸发生后应政府征召，负责清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后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被叫做“仿生机器人”，他们负责清除现场的放射性碎片。约60万男男女女被党组织、政府部门和机构——大部分由苏联预备役部队——派遣到切尔诺贝利进行清理工作。尽管苏联政府没能保障好核电产业的安全，但在派遣人力进行事故善后工作上倒是做得相当出色。
       维利霍夫告诉《真理报》记者：“一切工作都井然有序地展开：只需打一通电话，就能做好一个决定。”勒加索夫也在苏联电视上赞扬新的工作流程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免去了繁琐的手续，他们无需为获得复杂的政府批准而劳心劳力。“此前，需要花费数月才能让各方达成一致，现在只要一个晚上就能真真切切地把问题搞定。谁也不会拒绝干活，大家都在无私地工作着。”现在，做出决定、执行决定都要雷厉风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更大浩劫的发生。大家心知肚明。负责切尔诺贝利事故善后工作的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鲍里斯·卡丘拉回忆：“那时的工作作风从未这般严谨。”
       全苏联的人力和物资都被调集了起来，尽管善后工作的后勤中心在乌克兰，但莫斯科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使其可以从全国调集资源。报纸上刊登了消防员的英勇事迹以及成功消灭辐射源的好消息，还夸赞了英勇无畏的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真理报》上引用了一位“事故清理人”德米特里·齐乌列夫的话，他曾协助在普里皮亚季河上搭浮桥：“我们秉承着一条神圣的原则，那就是兄弟情谊至高无上。来自白俄罗斯的专家们和我们并肩工作，我还看到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来自祖国其他城市的人们，事故发生后，他们都愿意帮助乌克兰尽快渡过难关。”
       尽管科学家们有时也会不知所措，但好在人手充足，总有人被派到最危险的前线去。苏联最不缺的就是人力。事故发生后，最先派往核事故中心的就是军人。履职尽责，竭力扑灭核火的消防员们隶属于内务部队，直升机飞行员们属于苏联空军，而化学部队的官兵则属于苏联陆军。陆军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应召入伍的，他们多为18—20岁的大男孩。
      自苏联核计划启动伊始，政府就开始征用军人——多数为应召入伍者——来执行计划中最危险的工作。在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技工们吸收了所容许的最大剂量的辐射之后，军人们就会被派遣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来自中亚的应召入伍者既不怎么懂俄语，也对核工业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号召。电站工作人员准许吸入的最大辐射剂量为25雷姆，而士兵们则要在吸收45雷姆的辐射后才能从前线回来，这几乎是正常容许剂量的2倍了。
       1957年秋天，一个满载放射性废料的储罐在封闭的乌拉尔奥焦尔斯克市的迈亚克大楼附近爆炸，使得驻扎在储料罐附近的士兵们深陷放射云的笼罩之中。这些士兵是苏联第一次大规模核事故的受害者。军人们被派遣过来清扫放射性碎片，不少人拒绝服从命令，但大多数还是按照指令行事。从这次事件中，苏联人获得了处理核事故的经验，也学会了让军人来做清污工作。
       切尔诺贝利事故比苏联此前经历的所有核事故的规模都大，远超乎人们的预期。化学部队的士兵迅速出动执行污染净化的任务。政府史无前例地决定召集预备役军人——只有这种办法能召集足够数量的男性劳动力以及有能力的干部来参与工作。5月末，苏联政府发布命令：“由于污染净化任务艰巨，涉及范围广，因此将加快调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并征用适量应服役人员执行时长不超过半年的特殊指令任务。”没人知道“适量”到底是指多少。总计约有34万名军人——其中大部分是预备役军人——在1986年至1989年间参与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清理工作。每2名“事故清理人”中就有1人为军人或预备役军人。
       1986年5月，第一批预备役军人抵达了切尔诺贝利，此时，没有任何现存法律允许征用预备役军人参与技术性灾难的善后工作。而第二年通过的法律也只允许此类征用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许多人收到军委的命令后，便从预备军中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军委还向这些应征者保证他们将得到比正常补贴高出五倍的工资，他们本人及家属还将享受各种特权——以上种种均未经政府官方授权。军委需要完成自己的指标，有一些被征用者在上班时被叫走，都没来得及和亲人们告别。就像战时一样，有些人想尽办法逃避征用，而有些人则出于公民义务而成为“事故清理人”。
       切尔诺贝利电站的清污工作成了军人的任务和职责，他们尽全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勒加索夫回忆道：“在核电站以及30公里范围的禁区内，军人承担起了各类清污工作，他们净化了村落、房屋和道路，任务繁重。”直升机飞行员往下投放一种叫做“水汤”的净化物质，能使放射性灰尘附着在物体表面上，之后地面上的化学部队用一种特殊的除污方法来清除建筑物、地面和植被上的灰尘。工程部队负责摧毁和掩埋建筑物、各类构件以及那些无法做净化处理的机器。在所有的填埋物中，最有名的当属红森林。这是一片占地10平方公里的松树林，在受到辐射影响之后，树体都变成了红色。对于年轻的士兵来说，将核电站周围半径30公里禁区内的所有村庄都完全推平，这不仅仅是个体力活，也让他们心里倍感煎熬。
       在整个清理工作中，核电站三号反应堆屋顶的清扫工作是世人最熟悉的。在尼古拉·塔拉卡诺夫将军的指挥下，共有3000名士兵、预备役军人以及军校学员完成了一些机器无法完成的工作——捡拾四号反应堆邻近的其他反应堆屋顶上的放射性石墨碎片。这些人穿着自制的铅制防护服，包括有铅制围裙和“泳衣”，生殖器上也罩着铅制物，他们只能在屋顶上待上几分钟，有时不过是几十秒。他们的任务是爬上屋顶，用铲子铲起一块碎片，然后跑到屋顶的边缘，将碎片扔下来，再跑回反应堆建筑内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降低三号反应堆屋顶处的辐射值，使它能再次正常运转。
       塔拉卡诺夫将军和他的士兵们都依令行事，但一些专家认为清扫屋顶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辐射值还是保持在极高的水平。另一些人则为执行任务对士兵的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感到担忧。乌克兰能源部部长维塔利·斯克里亚洛夫后来曾写道：“我被这些年轻的士兵们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赤手去捡拾屋顶上的放射性碎片和燃料。那上面的辐射值高得令人不可想象！是谁派他们去做这项工作？是谁下的命令？这种疯狂的犯罪行为怎么能被称为英勇事迹呢？而整个过程还在电视上转播，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这么可怕的画面。”类似塔拉卡诺夫将军这种“仿生机器人”的行动——牺牲士兵的性命来执行一项不太可能成功完成的任务，这在当时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那时人们并不知道何种方法会奏效、何种无效。
       军队可以调集大量人力、专家和技术，但并非无所不能。核能产业有自己的动员措施，也把更多人派到了事故现场，同样，建筑业、煤炭、石油产业和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领导者也纷纷动员了自己人。政府委员会忙于尝试采用不同办法来稳定住反应堆，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调动更多的专家、人力以及机械设备。
       5月9日晚，反应堆意想不到地“苏醒”了，这不仅中止了勒加索夫和同事们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也让人们意识到，尽管在5月5日辐射强度有所下降，但反应堆仍然处于危险的活跃状态。5月10日，勒加索夫坐上直升机从空中检查反应堆状况。他回忆道：“无法确定那些燃烧物是不是用来空投铅和其他物质的降落伞，但在我看来绝不是降落伞，最有可能的是一团红色发热物质。许久之后，事实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团火红色的混合物，包含了沙子、黏土以及其他被投放进去的物质。”这一天，乌克兰总理利亚什科告诉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委员会的成员们：由于此前几天投入反应堆里的物质堆聚，造成反应堆顶部的外壳坍塌，从而引发爆炸，而外壳因高温已熔化受损。但好消息是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激增之后，反应堆的辐射释放量持续下降。
尽管如此，依然没人能预测接下来反应堆会发生什么变化。


作者简介：

       哈佛大学乌克兰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专攻东欧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史，著有《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等十余部专著，获奖众多，包括非虚构类两大标杆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与贝利•吉福德奖，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奖项普希金图书奖，是唯一两获普希金图书奖的获奖者。

译者：

       宋虹，上海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硕士，译有《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等作品。崔瑞，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翻译与传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