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别从革命生涯、军事活动、外交风云、统战工作、秘密战线、家庭生活等13个方面，展现了周恩来各个领域的辉煌成就和高山仰止的人格风范。作者是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或长期研究周恩来的名家。例如：曾经长期担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张作文、曾经担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副主编的李海文等。阅读本书，可以在不同文风的章节中来回徜徉，可以近距离地、多方面地、更细致地了解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呕心沥血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一生。


内文节选：  
       在周恩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有几个很值得一提但常被人忽视的方面，那就是：最初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复杂过程；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50年，曾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在党内斗争中一直坚持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原则；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提出，“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这些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出周恩来的一生，但却能鲜明地表现出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独特个性。        周恩来生于1898年，他成长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时代。尽管从1840年林则徐起，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奋起抵抗，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求生存、救中国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当时中国革命者的结论。
       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最初相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他信仰过军国主义、无生主义、无政府主义，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经过几年的“推求比较”，终于确定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选定了做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21年3月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党的创建者之一。1922年他发起组织旅欧支部，从那时起他就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周恩来的祖父，活了近60岁，师爷出身，后晋升为知县。但是，他只和二哥在淮安置办了一所房子，没有地产。周恩来的父亲虽说到绍兴学习了三年的师爷，但是学得不好，能力差，没有谋到好差事。祖父去世后，家境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儿女。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半岁时，小叔叔贻淦病故，为了安慰新婚的婶母，由祖父母做主，深明大义的父母将他过继给贻淦夫妇，由嗣母陈氏抚养。过继为子，从此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干爹干娘。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她将周恩来视为命根子，精心抚养，精心教育，教周恩来认字、背唐诗，5岁就入私塾上学。嗣母常常给他讲故事、讲历史，周恩来“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在两个母亲的爱护下，周恩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好静、喜欢学习，开朗、善解人意。丰厚的母爱，过分的仁慈，使他多了份女性的柔韧，少了男性的粗野。
       但是他9岁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他带着两个弟弟和从淮阴回到淮安的八伯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有残疾，周恩来是长孙，便成为家中要紧的男子，从小他就得为家中的事操劳，养成很强的责任心。
       12岁时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先后在铁岭、沈阳上学。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当时，东北经济发展很快，已有了铁路和现代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北的文化和思想各个方面也十分活跃，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1905年，日本、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大地上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战争。得胜的是日本，受蹂躏的是中国老百姓。暑假，周恩来随同学到了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村后立下的碑，日本帝国主义在村东头建的塔。这些建筑纪念的是日本、沙俄的战功，却显示了中国的耻辱。
       到东北后的所见所闻，使周恩来对民族存亡有了切肤之痛。他关心时事，在沈阳养成读报的习惯，常常看《盛京时报》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籍。
       他从《革命军》中明白了，一个男子汉除了要光宗耀祖，对家庭尽责任、尽义务外，还要对国家尽责任、尽义务；他开始考虑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胸怀、人格及道德。他由爱母亲、爱家庭，升华到爱祖国。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升华到对祖国的责任心。
       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为了个人的前途。”而周恩来与众不同，他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为中华之崛起，这就是他奋斗的志向。这个志向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上述一系列教育才形成的。
       当然，如果他的思想仅停留于此不再前进，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爱国青年。正巧这时他的伯父周贻赓由沈阳调到天津工作，他随伯父到天津读书，这就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更先进的思想。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是华北工业的发源地和华北经济、文化中心。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资产阶级思想、教育都十分发达，可与华东的上海并驾齐驱，这是关外的沈阳所不可比的。而他就读的天津南开中学又是国内第一流的学校，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
       南开中学教学科目，不仅有语文、外语、历史等文科，而且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周恩来正是在这里受到了全面的近代科学教育，这种教育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是为数不多的。
       另外，南开中学的不少课程是请外籍教师用英文讲授，因此周恩来到三年级就可以读英文原著，这为他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外文著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周恩来较早地接触到马列主义的著作。
       当时，南开中学倡导课外活动，鼓励学生组织和社团发展。周恩来从小失去母亲，在伯伯等亲友的帮助下成长。这个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立足于世界上，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因而“服役之事乃人类所不可免”。于是，16岁的周恩来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这四个字既表达了周恩来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也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看法。敬业，就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地做事；乐群就是为大家服务，团结大家。由于口号明确，组织得好，敬业乐群会很快由20多人发展到280人，占全校学生的1/3。社团的活动锻炼了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毕业时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到南开中学后他更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修养。他在《论名誉》等文章中指出，人的名誉是人生第二生命，但勿“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他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组织敬业乐群会尽的力最大，可是他不当会长，积极推举别人当，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担任副会长、会长。他一生都是这样，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从不争名争利，甘居助手。他的道德修养是有口皆碑、举世公认的，人们称他为“全党楷模”，恰如其分。
       他在南开中学时还非常关心时事和社会问题。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几十年后，作家黄宗英向他介绍宝坻县的先进人物邢燕子时，他说：天津是九河之梢，常常发大水，灾民流离失所，流落街头。可见当年老百姓悲惨的生活给周恩来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现实生活逐步使周恩来认识到辛亥革命的不足，他曾在全校的讲演比赛中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当时社会上流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实业与教育相比，教育是根本的。他看到中国贫弱，认为要学习德意志、日本，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
       1917年他从南开中学毕业，临别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怀着这样的理想东渡日本，这年他19岁。
       如果说他跟着伯父从东北来到天津是被动的，那么这次到日本则是主动的。他要看看日本是如何富强起来的，他要亲自考察一下军国主义、贤人政治为何物。他一向认为学习要“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临出国前，他以诗言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表达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欧洲革命进入高潮，爱尔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也都爆发了革命。这些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知识分子。他们以共鸣、希望的笔调介绍十月革命，公开地发表于报端和刊物上。
       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从《露西亚研究》杂志中看到关于俄国党派的介绍，还记录了列宁的名字。他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周恩来在日本读了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到苏联采访后写的著名报道《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对十月革命、苏维埃、红军、国内战争的了解远远超过国内青年的了解。1918年8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向西伯利亚进军，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兵力最多时达7.3万人。日本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暴动从7月23日开始持续到9月17日矿工斗争结束。这次暴动波及日本全国，57天内33个县都发生了暴动。
       因放暑假，7月28日周恩来回国，9月6日才回到日本，他虽然没有目睹日本暴动的场面，但波及日本全国的这场暴动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使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从此周恩来开始重新认识日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周恩来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日本确定信仰共产主义呢？
       他家境贫寒，靠几个叔伯的帮助读完中学。到日本留学，也是靠友人的资助。本想考上官费就可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用的问题，但是南开中学是用英文教数理化，他的日文基础差，第一次考试没有录取，心情苦闷。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家信得知八伯父故去的消息，心中悲痛，好像没了知觉一样。他还思念母亲，夜里再读母亲的遗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周恩来还思念爷爷、奶奶、母亲，听说他们的棺材暴露在外面，越想越难过，恨不能马上回国，处理好这些事情。思乡之情，长子的责任，再加上独处异国他乡，使周恩来孤寂苦闷，因此他初到日本时相信“无生主义”（佛教名词）。
       这时，他重新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茅塞顿开。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富有责任心的周恩来，从那时起就把家庭的悲剧和国家的贫弱联系在一起，他知道家庭只是社会的缩影，对家庭的责任心自然转化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心。正是这种责任心，使他从对家庭的思念和悲痛之中解脱出来，精神为之一振。
       他喜爱的格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到日本之后，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事事都用求学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以此来了解日本的国情。他亲眼看到军国主义、贤人政治的真实面貌，虽然国家强盛了，但是人民并没有由此过上幸福的、太平的生活，贫富反而更加悬殊，国内矛盾非常激烈。于是他改变了对军国主义的看法，开始摈弃军国主义思想。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在日本大量地读书、看报，十分关注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对马列主义学说的介绍，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的介绍。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向到过苏联的日本海员了解海参崴的情况，了解苏维埃的情况。
       这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准备密签军事协定，北洋政府要出卖国家主权，中日联合出兵苏联，镇压革命。事情泄露后，激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以天下为己任的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现实的斗争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对信仰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有人说他在日本一事无成，其实并非如此。他是没有考上学校，他在日本也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但是由于东渡前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经过一年半的观察，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矛盾，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这个失望不仅是对日本的失望，也是对军国主义的失望，甚至也是对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失望，这为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后确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自己说过，他是个“多畏多虑”的人。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做事，不能回家。他带着两个弟弟跟八伯、八伯母生活。封建大家庭的规矩非常多，没有钱吃饭也要应酬，否则就被人挑理，在大家族中难以立足。八伯是个残疾人，不能下地；八伯母作为女人，不能出门理事。应付门面的事就落在10岁孩子的身上。为此，他办事处处小心，因而从小养成多畏多虑、细致入微的办事风格。
       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周恩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对他确定信仰时的影响更为突出。
       1919年春天，他从日本回国到天津，不久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起组织觉悟社，领导学生示威请愿。1922年，周恩来向友人谈起自己的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和周恩来同是觉悟社社友的谌小岑曾告诉笔者：1919年8月，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包围了总统府等地，遭到军警的殴打，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全武行”。第二批学生再次赶到北京，周恩来也参加了，结果又有学生被捕。
       “思想颤动于狱中”，是指1920年1月，周恩来等21名战友在天津因抵制日货而被捕。在狱中他们组织起来，一起学习、讨论主义等问题。当时对青年影响较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长马骏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这个活动并不表示周恩来已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于国内的青年。
       周恩来出狱后，为了寻求真理来到欧洲。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最发达的地区。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马赛，次年2月，到法国中部的布鲁瓦学习法文，同时做社会调查研究，为天津《益世报》写通讯报道。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对主义的选择，并在此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周恩来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是“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不同的思想纷然杂陈。马列 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共产党纷纷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而独立。
       现实生活每日每时都影响着年轻的周恩来，但是他对主义的选择采取了慎重的态度。1921年1月，他初到欧洲，给表兄陈式周写信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后来他回忆这时的心态时说，“谈主义，我便心跳”。他对一切主义都采取“推求比较”的态度。周恩来写信给觉悟社的同志说：“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
       他确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参加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开展的斗争有关。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可以迅速地改变人的思想。
       周恩来是随勤工俭学学生一起出国的，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勤工俭学学生。第一，他得到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及亲友的资助；第二，出国前他已同天津的《益世报》谈好，为《益世报》写通讯报道，有稿费收入。所以他到法国后没有到工厂做工，而是到法国中部学习法语。但是他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心着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1921年2月，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将他召回巴黎。
勤工俭学运动是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辉、汪精卫、张继、吴玉章等人发起的，1915年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号召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为中国培养大批人才。经过几年的酝酿、宣传，这项活动得到进步青年的响应，这些青年大都是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学生们赴法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学生以湖南、四川为最多。1919年3月17日，首批学生离上海西去，到1921年1月20日，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马赛，前后共20批，有1600余人。周恩来是1920年秋和第15批勤工俭学学生同行。
       周恩来到法国之际，法国工厂纷纷倒闭，或只部分开工，大量裁减工人。勤工俭学学生首当其冲。而1920年，又有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涌进法国，这使学生们寻找工作更加不易。勤工俭学学生是依靠华法教育会的借贷求学，华法教育会财力有限，1921年1月底，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的责任。这个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使数百名失业的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学生断了生计。2月28日，由李维汉、李富春、贺果、张昆弟等组织的世界工学社发起，400名学生到大使馆请愿，要求进入即将开学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相持大半天，请愿群众被法国警察驱散，但却迫使其延长了发放救济费的时间。
       周恩来闻讯赶到巴黎调查这一事件，并于3月21日写出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通过调查，周恩来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赵世炎、陈毅等。从此他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此时周恩来22岁。
       3月，周恩来经觉悟社社友刘清扬的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曾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在国内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是最早的共产党人，是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加入组织后，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就是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斗争。
       6月16日，法国报纸登出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法国借款的消息，勤工俭学学生首先反对。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袁子贞、李立三、陈毅等300名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召开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冲进使馆。8月13日，又召开第二次大会，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借款协议上签字。
       9月，周恩来又参与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陈毅等100多人被驱逐出境，但是这场斗争却锻炼了年轻的周恩来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斗争的失败教育了大家：上学都如此困难，实业救国从何谈起，这只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从而使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在领导勤工俭学运动的同时，周恩来对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做了详细的考察，为《益世报》写了20多万字的报道。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更加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经过反复“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周恩来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因时制宜。”
       1922年3月初，周恩来来到德国，接到邓颖超的来信，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惨遭军阀杀害。战友牺牲的消息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回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后来，周恩来领导成立了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的主持下，从德国、法国、比利时三国来的青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空地上开会，23个青年人经过激烈、认真的讨论，决定成立少年共产党，并郑重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负责宣传。之后，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从这时起，周恩来不仅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而且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从这个支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重要的领导干部，其中有3位元帅：朱德、聂荣臻、陈毅，1位总理和4位副总理：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        周恩来生前不许人们宣传他，他很少讲自己的功劳。每当讲历史，他常常是检讨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因而许多人不知道，周恩来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曾经主持中央的工作长达两年之久，而且从1927年7月起，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到1976年逝世，长达半个世纪。这在党内仅此一人，他的历史和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关。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失败，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另一次是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失败面前他处变不惊，从不气馁。他在党内受过批评，也受过错误的处分。有了错误他勇于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对于误解、错误的批评，他也从不抱怨，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他历经千难万险、千锤百炼，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成为中共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干革命不必自我”这句话是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对动摇、悲观的叶挺讲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在清共，大肆屠杀、逮捕共产党员。从“四一二”到“七一五”事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共产党失去了立足之地，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压迫下，共产党员由5万人锐减为1万人。蒋介石将共产党打压下去后，很快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还要不要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共产党现在不要革命，等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之后再进行革命。人们称他的这种观点为“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直担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这种理论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
       面对失败和险恶的处境，1927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后做了三项工作：第一，将处于公开状态的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第二，派周恩来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第三，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党的总方针是：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中国革命到底该如何走的问题，摆在每个共产党员的面前。
       土地革命怎么进行？武装斗争怎么进行？这只能在斗争中学习，在实践中摸索。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占领南昌后，按原定计划，周恩来率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汕头、潮州，准备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再次北伐。由于敌强我弱，这个任务没能完成。起义部队一部退到海陆丰，和当地的农军相结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另一部由朱德率领，到湖南和毛泽东会师，上了井冈山。
       叶挺是北伐的名将，他率独立团从韶关一直打到武汉，所向披靡，人民称他领导的这支部队为“铁军”。打下武昌后，叶挺担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而后率部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率部从汕头撤退到普宁县流沙镇。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了失败的原因，然后说，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打算，非武装人员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就分散向海口撤退，已找好当地农民做向导。这时叶挺就提出：“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当流寇”，就是打游击。他是一个军事家，他考虑问题首先是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出发。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央委派叶挺担任总指挥，因他的名声大，容易暴露，所以在起义的前夜才让他从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开始后叶挺考虑到当时广州敌人空虚，起义是可以的，但是敌强我弱，坚守不容易。所以起义开始后叶挺提出起义部队有组织地撤到农村去，可以和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因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四师余部一千多人在海陆丰组成了红二师，一直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
       可是他的正确意见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此人是德国人，叫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纽曼不听叶挺的意见，大骂叶挺动摇，说起义是进攻，要进攻、进攻、进攻！叶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果然广州起义后敌人马上调部队进攻广州。起义的第二天，领导人张太雷牺牲。第三天，起义失败。部队退出广州，其中一部分就撤退到了海陆丰和红二师会合，壮大了当地的革命力量。
       起义失败后，叶挺等领导人退到了香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的李立三，把广州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叶挺等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李立三火冒三丈，立即宣布给叶挺等人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等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去了苏联，想讨个公道。没想到又受到冷遇，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根本就没有时间讨论广州起义。叶挺心灰意冷，出走德国。
       1928年3月，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在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宣布原来的处分无效。充分肯定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未能争取到农民的支持配合，未能及时撤退到农村去。两个月后，周恩来到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见到叶挺情绪不高，劝说他：“干革命不必自我。”但因为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在会上忙于作军事报告和组织报告，没有时间细谈。不久，他听到了叶挺出走的消息，痛惜良久，为战友走入迷途而惋惜，也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员战将而痛惜。
       六大后周恩来到德国又见到叶挺，发现他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对个人的委屈看得太重，便与他长谈，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但是叶挺心情很坏，就是听不进去。叶挺滞留在德国，脱离了革命队伍。
       经过10年的观察、学习、思考，叶挺对自己在革命失败时、在自己遇到委屈时的抉择后悔不已。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叶挺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惭愧万分，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爬到山顶，而我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我常常想起你讲的那两句话‘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
       在周恩来的策划下，叶挺担任了新四军军长。新四军由红军长征后，留在江南各地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成。蒋介石之所以委任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就是看中叶挺是北伐名将，又是脱党分子。他要利用叶挺的名声号召抗战，他要利用叶挺脱党这个事实，离间叶和共产党的关系，将新四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叶没有为蒋介石所用，他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利用自己的声望、影响为新四军的生存、发展和扩大做了大量工作。皖南事变后，叶挺被俘，他在狱中一直坚持斗争，决不屈服。1946年3月，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重新加入共产党。根据叶挺的表现，中共中央第二天就批准了叶挺的要求。叶挺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周恩来对他的忠告：“干革命不必自我。”        当周恩来对叶挺说“干革命不必自我”时，是不是周恩来在党内没有受过处分和委屈？不是的。这句话，也是周恩来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是对自己的要求。
       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在汕头一带遭敌人重兵包围，被打败了。本来周恩来要率部到海陆丰和那里的农民武装会合，但由于他发高烧昏迷不醒，被叶挺、聂荣臻用一条小船护送到香港。重病初愈，他就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当选为常委，不是偶然的，因他早在旅欧时期就很重视武装斗争，在大革命时期他担任广东区委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领导了两次东征，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的南昌起义，则开启了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有了自己的军队。对此，毛泽东和朱德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朱德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但是周恩来也受到了加入共产党后的第一次处分。虽然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功不可没。但是年轻的共产党没有看到这点，反而实行严厉的惩办政策，追查南昌起义失败的责任，将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都给予警告处分。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自然首当其冲，也受了处分。
       周恩来面对革命的失败、面对不公正的处分，泰然处之，因为他想的不是个人得失和安危，他想的是革命事业，他干革命完全抛开了自我。他看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几个月内陡然失败，无数革命者被杀害，党组织被破坏，党员由5万人锐减为1万人，党内争论加剧，抱怨、悲观情绪弥漫。这时，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他想的是革命如何进行，事业如何发展。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央组织局的代主任。组织局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处，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警车不断呼啸而过，军警常在街上“抄把子”（“抄把子”就是随时随地在街上设卡检查行人，搜身、查包），周恩来是著名人物，许多人都认识他。据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后来担任国民党重庆市长、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回忆，他就曾在电车上碰到过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化装，他还是从走路的姿势认了出来。当时周恩来十分机智，车一到站，马上跳下车，消失在人群中。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周恩来时而贴个小胡子，穿着西服，化装成日本人；时而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活跃在上海、天津、香港等地。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举行暴动几百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均告失败，不少暴动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山区，成立工农红军，建立了若干个根据地。        在此期间，周恩来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全国的革命形势、问题，找各地来的领导人谈话。他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要急于暴动，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他说：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才可以创立起来。他将各地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的同志组织起来，或者派到全国各地去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或者送到苏联学习。经过半年的努力，到1928年春，基本上恢复了全国各省的党组织。
       在此期间，他把刘伯承、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派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学习理论、学习无线电通信。他将军事干部派到各地或领导武装暴动，或加强各地的军事领导力量。他同意贺龙不去苏联学习而是回到家乡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意见，并派政治素质较强的周逸群做贺龙的副手，并选择忠诚可靠的卢冬生做贺龙的警卫。贺龙、周逸群临行前，周恩来与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周恩来还向全国各个根据地宣传、推广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军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心工作，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春，周恩来从上海到武汉后就倡议领导成立了特科。特科下设特务、情报、保安等三个股，重点是情报。他派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内部建立关系，使许多同志免遭敌人的捕杀，并营救了许多被捕的同志。1931年4月，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政治局同志的住处和党中央的机关，敌人企图将党中央一网打尽。在此危急时刻，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得到了这个情报，抢在敌人的前面派人赶到了上海，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沉着冷静、周密审势，果断采取措施，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在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协助下迅速转移了负责人和有可能暴露的干部，销毁了大量的文件，使敌人一无所获。而后，周恩来下令停止顾顺章熟悉的工作方法，切断了与顾的一切关系，终于使党组织安然度过了这个险情。
       由于周恩来卓越的工作为全党所公认，1928年中共六大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29年9月，军事部长杨殷牺牲后他又兼军事部长。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六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工人，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在工作中不能起到核心领导作用。于是，从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春天，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在此期间，周恩来不仅领导党的苏区工作、白区工作，而且创建了党的通讯工作。1928年10月，他派张沈川、李强在上海组装无线电发报台，建立训练班，培养无线电发报、收报人员。经过几年的努力，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建立了电台联系。派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破译密码。
       周恩来还创建了党的机要工作，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密码。因为周恩来在党内化名叫伍豪，因而这个密码就称为“豪密”。一开始由周恩来、邓颖超和在苏区的任弼时、陈琮英掌握密码。这个密码大大先进于国民党使用的密码，从而使中共可以破译国民党军队的密码，而国民党却无法破译中共的密码，这就是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连连取胜的原因之一。
       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超过大革命时期的最高水平，到1930年3月，红军已有62700人，枪支38900支，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在豫、苏、皖、赣、浙、闽、桂几省内的162个县开辟了游击区。中国共产党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武装斗争坚持下来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除苏联外唯一有武装的党。中国红军的力量日益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为世人瞩目。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周恩来任书记，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人任委员。红军的发展引起敌人的恐慌，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一个伟大的、成功的革命家不仅要带领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并取得胜利，也要正确处理党内斗争、处理党内矛盾，团结全党前进。这就需要革命家有深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周恩来就是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1930年3月周恩来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周恩来离开上海期间由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这期间，国民党内部发生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开战，无暇顾及其他。红军趁机大发展。李立三认为目前形势是新的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他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政权。在他的这种“左”的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红军进攻城市，城市的党组织纷纷组织飞行集会、暴动。革命力量暴露，受到很大损失。李立三的这种错误受到党内同志的抵制，于是他就在党内实行惩办主义，打击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如恽代英、何孟雄等。
       8月底，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马上纠正李立三的错误。首先停止了各地的暴动，并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李立三的这套错误的做法。然后召开三中全会，从组织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工作。李立三在会上做了检查，而后离开上海到苏联学习。
       但是党内对李立三错误程度的认识不同，产生分歧，一部分受过李立三打击的同志认为三中全会对李的“左”的错误批判得不彻底，有的同志更加激烈，坚决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撤销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职务，成立临时中央。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中国上海。他来了之后不是站在全局的立场，而是站在小宗派的立场，使党内斗争更加激烈。
       周恩来、瞿秋白为了避免党内严重的分歧引起党的分裂，主动承担了三中全会的错误的责任，不愿为个人而影响党内的团结，提出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的领导职务。为了团结，周恩来几次向米夫推荐何孟雄，但是米夫并不想解决中共党内的问题，并不想让中共更团结，他为的是控制中国共产党，要让自己的学生王明上台，所以他不见何孟雄，根本不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而且他也不准周恩来辞职，原因不是别的，正如有人在四中全会上发言所说的那样：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会后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上这个担子。”
       王明等从苏联回来的青年留学生，认为李立三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比李立三更“左”的口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有恃无恐，目无一切，大肆活动，排斥异己，指责何孟雄这些老同志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将这些同志排斥在外，打击他们；同时指责三中全会，批判周恩来和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四中全会，       在这次会上，王明上了台，而周恩来和瞿秋白成为批判的对象。
       王明在当时是个毛头小伙，他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后就到苏联学习，没有经历过大革命考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党内没有多少威信。1929年他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害怕艰苦，害怕危险，不肯服从分配；不肯到基层工作，留在中央机关，在党内搞小宗派。一次他在街上不慎被捕，表现动摇，大家对他意见很大。但他是米夫的学生，深受米夫的信任。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搞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党内铁的纪律。周恩来认为一个领导者“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他处境艰难，仍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王明自恃有苏联背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一切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均采取打击、排斥的态度。认为何孟雄等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气，造成党内一片混乱。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力主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他说：“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他尽力保护干部，团结干部，减少损失。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有过10次大的党内斗争，如何进行党内斗争呢？笔者也曾同很多老同志进行过探讨。粉碎“四人帮”后，公布了大量的材料，特别是彭德怀惨死在隔离中，邓小平与“四人帮”公开抗争，群众中也有很多议论。
       对党内斗争每个人采取的方式不同，这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问题的认识水平不同，也与每个人性格不同有关。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对党内斗争采取的方式大致有：毛泽东式的、邓小平式的、彭德怀式的、陈云式的，也有周恩来式的。他们的斗争方式都是后人可以研究的。关于如何进行党内斗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这个题目就可以写一本书。在此只能简单地谈谈周恩来的方式，抛砖引玉。
       性格刚烈的人决断力强，但容易走极端。性情温和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可能瞻前顾后，但是持重稳妥。性格倔强的人认准的事走到底，但是如果错了也不容易回头，固执己见，失之圆通。性格急躁的人爱表态，态度鲜明，但是容易强加于人，反而欲速则不达。在简单环境中成长的人难以驾驭复杂的事物，而见多识广的人，碰到复杂的事物，则面面俱到，得心应手。因而列宁讲过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这就是特点。
       周恩来说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富于调和性，既是他的思维方式，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他为人谦和，从不强加于人。他从小就养成极强的责任心。这些特点就决定，在考虑问题时既考虑到这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另一方面，决不走极端。他从小就处在复杂的环境，越是复杂越能显示他的才华。这在处理党内斗争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周恩来历来将斗争严格地分为党内斗争和对敌斗争。他对这两者区分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对敌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既是敌我的问题他就从不让步，从不动摇。他可以忍受党内的错误处分、误会，但是他不能忍受说他叛变，这是他1975年9月危病中一定要在关于说明“伍豪启事”的报告上签字后才肯进手术室的原因。
       他虽然认为党内斗争也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这是同志间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内部问题。既然是认识问题，是内部分歧，是同志之间的争论，就要给人家一个认识的时间，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即使错误的东西也有一个形成过程，有一个暴露过程，在它没有形成之前，没有暴露之前，无法认识。除非是圣人，而这种圣人是没有的。因而他对一个错误的路线决不断然下结论，对已犯错误的同志，是争取团结，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就要给一个改正的机会，决不能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将犯错误的同志推到敌人那面去。他反对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的斗争。
       另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他说：“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大多数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的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他说：“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自己处境多么困难，他从不放弃工作；无论在党遇到什么失败、危难时，他都苦撑局面，使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基于这样的看法，基于这样的性格，在党内产生分歧、发生争论时，周恩来往往采取克制态度，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以顾全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决不采取极端的做法，随便将同志宣布为敌人。当情绪激愤的人们希望他站在自己这边打倒对方时，周恩来往往是讲道理，讲政策，讲历史教训。群众不理解他的这种做法时，指责他为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甚至反对他。他默默忍受，他不做任何解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了他在党内起到的中和作用、稳定作用、团结作用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党内意见纷争、各派意见相持不下时，周恩来的这种做法对维护党内的统       一、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在处理和王明路线的斗争中，就是采取这样的立场、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也是采取这样的立场和方法。
从这点来说，周恩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做法，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组成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当他认识到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时，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坚决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央常委，对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的革命领袖，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自己则甘当助手，并且终生不渝。这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
把毛泽东请回来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率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回到上海中央工作后，派人送信给在赣、湘、粤一带打游击并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朱德，让他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朱、毛不可分，这支部队也被称为朱毛红军。在他们的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全国众多根据地的佼佼者，因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被后人称为“井冈山道路”。
       军事斗争是共产党当时主要的中心工作，周恩来为此花费了很多心血。他多年从事武装斗争，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因而对毛泽东的经验有较早的认识。六大之后，他从苏联回到中国，即向各个根据地宣传、推广朱德、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928年秋，周恩来去苏联出席六大，回到国内后，听到朱毛领导的红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十分高兴。因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没有掌握住武装，在共产党员最多的叶挺独立团，也只是支部建在团上。他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贺龙的信中，专门介绍了红四军的这个经验。他写道：“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他指示贺龙：“此外尚应注意者，是红军中的党组织，仍须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至于训练问题，党的训练是加强军队纪律的，党的纪律也是帮助军队纪律无障碍地执行的。自然，红军的军事训练不能同于军阀军队的方式，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应在党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得到全体兵士的拥护。正因为这样，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党的组织要发展党员的自觉性，比较明了的同志应在思想上帮助尚不明了的同志，使一般同志咸能注意自觉地遵守纪律。”
       当然，由于交通不便，消息太慢，以及受共产国际影响等原因，周恩来的指示不免也存在错误，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例如“二月来信”就是如此。
       1929年初，湘赣敌人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敌强我弱，1月10日，朱毛决定乘敌人还没有合围，留彭德怀坚守，他们率红军从井冈山突围到敌后去。天寒地冻，人烟稀少，红军缺衣少粮，没有根据地的流动作战十分艰难。他们一路上屡遭敌人袭击，几遭险境，连连失利，一直到2月10日，在江西瑞金大柏地才打了一个胜仗。
       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传到上海，周恩来十分关切。正好这时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来指示，要红军分散活动，说红军集中会被敌人消灭，又会妨害群众利益，并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1929年2月7日，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给朱毛写信，要求朱毛到中央工作。这就是“二月来信”。
       当时红军和中央都没有电台，只能靠交通员穿过敌人的封锁线送信，因而信走得十分慢。两个月后，即4月3日这封信才到达朱毛手中。这时，红军已于3月14日占领了闽西长汀。这是红四军第一次占领这样大的城市，筹到大批物资和款项，红军在此进行了整编，每个战士都发了两套军装，全军上下第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第一次每个人发了5块钱，大家上街理发、洗澡，全军焕然一新，兵强马壮。陈毅欣然赋诗：“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州。”
       周恩来写的语气悲观的“二月来信”，同红四军这时庆祝胜利的欢快气氛十分不协调，因而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于5日复信，批评了二月中央来信的悲观情绪。
       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爆发战争，无力“围剿”红军，给各地的红军制造了发展的机会。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4月4日又一次致信朱毛，改变了“二月来信”的看法，说如他俩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位得力同志与中央讨论问题。信中针对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正确地指出：“军阀战争本身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地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提出红军目前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的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
       这封信还未送到红军，红四军内部却出了问题。红四军领导内部对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是有分歧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意见，但是大家顾全大局，没有影响工作。中央为加强力量派了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于5月初到红军工作。刘将苏联党内斗争那套做法搬来，将争论公开化，并划分派别，说朱德拥护中央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林彪也给毛泽东写信含沙射影攻击朱德。这些挑拨的话加深了意见分歧。前委则没有引导大家进行对外斗争，自己不拿办法，提出“大家努力来争论”。在这种情况下，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由于朱德善于带兵，经常和士兵一起挑粮，衣着像个伙夫头，深受士兵的爱戴，而毛泽东善于思索决策，计谋多，在干部中威望高，代表大会代表中士兵多于干部，这也是毛泽东落选原因之一。最后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军，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红军。
       8月中旬，红四军七大消息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来对此十分慎重，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他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不久刘作战牺牲）。
       8月2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红四军“七大”的问题：“你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润之、玉阶同志亦特别重视个人的争论。”因而要求：“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正确路线，向敌人奋斗。在这种危急时候，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这需要前委同志号召全体同志在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之下，整饬自己的队伍，正确自己的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敌人作艰苦的战斗！”
       周恩来并指出红军的任务，批评流寇行径：“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肯定加强农民武装：“‘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你们这一意见非常正确……有了武装的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了，如此便可以恢复家长制了。”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住进公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始写报告，他一共写了7个报告。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间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间下棋掩护。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周恩来讲这个话，既是听取了陈毅汇报，了解了红四军的全面情况，也是由于他对陈毅、毛泽东、朱德十分熟悉。
       早在欧洲他就认识陈毅、朱德，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3人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与毛泽东相识，蒋介石发动“三二○事件”后，他和毛泽东在李富春的家里商量对策，一致认为应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击，便可以击退蒋介石的进攻。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陈独秀采纳。不久，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毛泽东很同意周恩来关于武装斗争的观点，请周恩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在朱、毛、陈三人之中，朱德年龄最大，长周12岁，是忠厚的长者，从军多年，当过滇军的高级将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擅长山地战、游击战，这些经验对于初创的红军非常重要。毛泽东长周5岁，农民出身，从1925年就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春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气势磅礴，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深受瞿秋白的推崇。他认为毛泽东政治上强，有领导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陈毅小周3岁，喜爱文学，为人正直、坦荡，自然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不如前两位。所以周恩来这次与陈毅一见面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周恩来在和陈毅的多次谈话中，不仅谈到许多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讨论了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建军原则等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后来陈毅将这两个月的谈话称为“训练班”。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陈毅替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后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指示信涉及九个问题，一、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二、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及其战略。三、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四、红军与群众。五、红军的组织与训练。六、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七、红军中党的工作。八、朱毛问题。九、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取消观念。”
       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指示信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指示信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具体提出不正确倾向的观念有：“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指出“凡红军一切行动务必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
       指示信批评前委说：“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对朱、毛亦有批评：“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提出的解决方案，指示信则是：“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毛泽东将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这封指示信在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苏区传达。10月20日，陈毅回到前委首先见到朱德。11月初，陈毅在前委会议上作了传达，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早在两个月前，大家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已联名写信要求毛泽东回来，朱德对罗荣桓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但是毛泽东因为是非没有解决，身体有病在上杭县苏家坡村休养，没有回来。这次陈毅派人将中央的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信，再请毛泽东回来工作。
       毛泽东看到中央的来信，十分高兴。11月26日毛泽东到长汀和朱德、陈毅会合。28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回到前委即着手筹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于1929年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县古田召开。陈毅在会上传达中央精神，毛泽东根据中央精神和红四军的具体情况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朱德经过与毛泽东共事近两年，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心悦诚服，以后他很少公开讲话，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后来他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一位是毛泽东。
       古田会议经过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又回到了红四军领导岗位。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及：“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由此可见，这封根据周恩来谈话精神由陈毅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结束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争论，统一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通过古田会议纠正了红四军内部的错误倾向。在红四军七大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通过古田会议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岗位。
       由于周恩来的支持，使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得以进行下去。六大后，毛泽东主张在闽浙赣边界地区创建苏区以影响城市工作，到1930年在全国武装斗争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他提出实行武装割据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
       为什么说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呢？这是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核心领导。而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三人团团长，在党内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发言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对中国革命、对中华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充分地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品格、胸怀和素质。过去讲到十年内战时期，往往只讲周恩来的错误缺点，对他在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首党的领导集体的功劳很少提及，这是不全面、不公平的。事实上，周恩来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的安危、成败的问题上贡献是巨大的。
       1931年9月，王明上台只有几个月就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后来担任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书记。王明离开之前，决定由博古负责在上海的党中央工作。博古是团中央的负责人，当时二十几岁，是个青年干部，对党忠诚、勇敢，但是经验不足，对军事斗争更没有经验，因而由德国共产党人李德担任军事顾问，指挥中央苏区的红军。
       为了加强苏区的领导，1931年12月，中央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因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就设在瑞金，毛泽东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在苏区的两年内，周恩来经历了打赣州的失利，也经历了打漳州的胜利，他和朱德一起指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到中央苏区，9月，李德也到了中央苏区，他不满意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方式，将周、朱调回后方瑞金，由他直接指挥前线作战。
       李德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国内战争，但是他不懂得中国是和俄国、德国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苏区更是贫穷。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武器装备的限制，红军只能打运动战、游击战，没有实力打阵地战和敌人硬拼消耗。李德不了解情况却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住在“独立房子”里，照着地图指挥作战，连一挺机枪放在什么地方都要干预，不给前线指挥官一点机动灵活的权力。他指挥红军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不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而是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打所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结果苏区越打越缩小。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国民党军队逼进苏区腹地，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7月，中央决定红七军团组织抗日先遣队到闽浙皖赣边界，但是时机过晚，没有能够调动敌人，部队在敌人的围攻下失败了，方志敏等领导人被俘。8月，中央又命令红六军团到湘西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为红军主力西进探路。到此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主力红军做战略大转移。10月，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为准备长征，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李德负责政治和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周恩来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1933年中共中央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他也有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次错误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第二次失败，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经历如此曲折的路，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要作出如此艰辛的努力？这不仅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还有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最高组织形式。既然工人阶级在城市，共产党闹革命只能在城市进行，否则无法依靠工人阶级。在俄国，是武装夺取城市，而后由城市到农村。而中国恰恰相反，是先占领农村，在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要走这条路必须打破对俄国革命的迷信，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实行集中领导，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受组织纪律的束缚，受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要打破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不那么容易的。
       红军过了两道封锁线后，11月上旬，蒋介石从战场上发现转移的是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而且察觉红军西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于是在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湘江布置了30万重兵，以逸待劳；同时在红军的必经之路湘贵边的洪江、芷江、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了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红军在李德指挥下强渡湘江，损失惨重，从离开瑞金时的8.6万多人锐减为3万人。这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最大的损失。红军向何处去？李德一筹莫展，常常发脾气；博古见红军损失如此惨重，痛心疾首，唉声叹气。周恩来毅然挑起担子，苦撑着局面，决定后方机关进行缩编，将机关直属队的多余人员全部编到作战部队，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行李和设备，指挥部队轻装西行。
       对于如何走出困境，中央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论。按照李德的意见，红军应按原计划到湘鄂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合。他一意孤行，固执己见。
       毛泽东对“左”的领导一直有意见，但是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时，他耐心等待和说服，对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他思想上保留，组织上服从。长征以来，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在中央纵队，一路上他一直做张、王的工作，首先做通张闻天的工作，而后做通王稼祥的工作，终于三人取得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目前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红军不能自投罗网，而应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表明他开始摆脱李德、博古的束缚。
       但是，会后李德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部队一边西行，一边整编，将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将中央一、二纵队合编，12月17日进入黎平。如果按照李德的意见和二、六军团会师就要北上；如果按照毛、张、王的意见进入贵州，就要西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经过讨论，周恩来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西进到贵州“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并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著名的“黎平转兵”。
       李德因病没有出席黎平会议，会后周恩来将会议决议给他看，两人用英文交谈。李德和周恩来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因争论失败而大怒。周恩来对于李德如此霸道和固执己见也十分生气，拍了桌子，震倒了放在桌子上的小马灯。此后周恩来和李德的关系疏远。
       红军到遵义后，就按预定计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派人通知刘少奇等人参加会议。因为是讨论军事问题，各军团负责人也从前线赶来参加会议。
       这个会议由党的书记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主报告，将红军的军事失败归于敌人力量强大，主要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讲完话后，会场气氛紧张。
       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如果周恩来的发言也同博古一样的话，会议就要僵了，无法开下去。由于周恩来在黎平就对军事上的错误有了认识，所以他在这次发言中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且主动检查了自己的责任。这是周恩来一贯的作风，他从不推脱责任，特别是在有了错误的时候、在形势危急的关头。同时他又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他的发言使会议出现了转机。
       会议开了三天。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博应负更多的责任。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
第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
第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第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由于周恩来十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从那时起就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才正式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实际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到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担任领导核心职务，这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仅举一个例子。
       红军二渡赤水、二进遵义后，3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个规定只是针对这次战役，战役结束，任命也就结束了。所以3月10日中央在苟坝，对是不是进攻打鼓新场之敌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不打，但他是少数；而多数同志主张打。这时毛泽东提出他可担任这次战役的前敌司令部的政委，遭到书记洛甫的否决。会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就在晚上提着小马灯去找周恩来，劝周恩来暂时晚一点发布命令，再想一想。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第二天一早召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时毛泽东提出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指挥作战，建议成立一个几人小组指挥。红军第三次、第四次渡过赤水后，中央的同志认识到毛泽东的建议是正确的，在南下渡乌江之前，于3月下旬成立了新的三人团，团长仍是周恩来，团员是毛泽东、王稼祥。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配合下，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周恩来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经历九死一生才好转。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斗争中，毛泽东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
       10月中旬，红军到达陕北，终于有了落脚点。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出席的有洛甫、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五人。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目前行动方针和作战方针，然后毛泽东提出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领导的名义问题、领导的成员由中央常委定。9月初，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后，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为了缩小目标，红一、三军团改称为陕甘支队。此时，明确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人员组成十分重要。
       随后，召开常委会，有洛甫、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参加，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列席。毛泽东提议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苏维埃工作由博古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他另外提了一个方案：我做苏维埃的工作，恩来做军事工作，博古做组织局的工作。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第二方案，同意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表示他可做军事后方工作，即组织局的工作。
       11月3日，红军到了下寺湾，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有洛甫、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怀、凯丰、李德、刘少奇、林伯渠、罗迈（李维汉）等。洛甫报告提出：应公开中央直接领导，对外用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成立西北中央政府。常委内部分工，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他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方案。
       王稼祥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恩来过去做过军事工作，兴趣较大，红军工作还是很重要，前方可增加个把人，恩来同志可到前方去。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常委会，决定红军南下直罗镇消灭敌人，中央带中央机关到后方瓦窑堡，到前方就是指挥红军作战。他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但是主张周也参与军事领导。
       毛泽东马上采纳王的建议说：分工方面同意军委7至9人，主席由恩来负责，稼祥应继续干，副主席可由我负责，在后方做。
       周恩来早有让贤之意，因而在博古之后发言说：分工上次已决定军事领导，现在不必更换。个人工作，愿做军事工作。在后方我可负担动员工作。不必变更军事上总的领导。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他的话言辞恳切，一言九鼎。虽然毛泽东再一次发言说：军事领导，德怀、恩来，恩来为政委，应信托他们。但是洛甫最后宣布：常委决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政委。大的战略问题军委交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恩来做组织局的工作是适当的，后方军事工作由组织局领导。
       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而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就为毛泽东后来成为全党的主席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毛泽东有条件总结十几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著书立说，他写了大量的著作，形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领袖作用越来越为广大的党员、干部所认识。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他由军委的第一把手，到全党的第一把手，经过了近8年的时间。
       1943年6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劳和领袖作用，他说：“我这3年在外，做的事太少了。可是在这3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是特别的大，我们在外面也看得格外分明。”他赞扬了3年来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作用：“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3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头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全党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在毛泽东旗帜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只用了3年半的时间，就歼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迎来全国解放的胜利。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争，控制住了自然灾害，消灭了瘟疫。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中国从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国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如何向毛泽东学习呢？如何认识毛泽东，如何宣传毛泽东呢？
       周恩来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神化毛泽东的现象，首先阐述了毛泽东不是神。1949年5月7日，他在向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如何学习毛泽东呢？他说：“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他说毛泽东也是出身封建的家庭，也迷信过，也读古书，研究问题也有过只注重一个方面。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他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时，就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1956年，他向毛泽东提出反冒进的意见，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要按比例、有计划，计划要留有余地。可惜毛泽东没有采纳，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批判反冒进，认为这是右倾。在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他就带领干部劳动，下去调查。1958年他下去调查、亲临第一线的时间长达100多天。当时他虽然处境不佳，但仍针对那时提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反复地算账，算粮食产量，宣传如果一个人一天多吃一两粮，全国一年就要浪费多少亿斤粮食。“大跃进”的后果在1960年显露出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提出解决困难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个文件坚决纠正“共产风”，强调所有制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党的努力下，日益恶化的农村形势得到了扭转。1961年春，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取消食堂，这个建议得到朱德等同志的支持，终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得通过。解散食堂使农民的浮肿病大大减少，扼制了非正常死亡的趋势。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压缩城市人口2000万，减少国家的负担。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4年，我国克服了困难，基本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担任新中国的总理长达26年，日理万机，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都有他的汗水和心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他的功绩更加凸显，而为世人传颂。他多次出访，足迹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成为20世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推进了世界和平事业。他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推进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不仅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