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36．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读《南史•梁高祖本纪》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这条批注写在《南史》卷七《梁高祖本纪》第19—20面的天头上，用的是红铅笔。相应版心文字为：“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毛泽东在这里为什么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呢？根据毛泽东读《南史•梁高祖本纪》过程中的批注、圈画的实际情况和我在服务工作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毛泽东所以写此批注，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缘由：

       第一，梁武帝统治时期前后不同情况与此诗句描述的人生情形相近而产生的共鸣作用。梁武帝（464—549年）萧衍，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朝的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因而起兵攻陷齐都建康，迎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被封为梁王。后灭齐，建立梁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南朝宋、齐、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的时间最长。在位时，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比较有作为。

       毛泽东在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时，有许多圈画和批注。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对梁武帝的评论中总结性的一段话。梁武帝登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导致梁室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侯景的囚室。李延寿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被称为东方的霸主。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写下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两句旁画了圆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圆圈。在“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这几句旁，画着着重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毛泽东信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

       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很有魄力，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他起兵讨齐时，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免得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被动。他不听，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圆圈，每句旁边加了圈。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他说：这些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而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后两句旁画着圆圈，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圆圈，圆圈、画线流露出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欣赏。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在《南史•梁高祖本纪》及其他史书中，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多有记载。毛泽东在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圈画和批注，字字句句读得很认真，非常关注。

       《南史•梁高祖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并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打援。”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派人镇守江州，为之助威。梁武帝对诸将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后郢城求降，镇守江州的陈伯之“犹惧”，“乃束甲请罪”，证实了梁武帝用兵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想自己邀功，竟单独前进，却不料遇到暴雨，淹死不少人，只得退回。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在天头上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对梁武帝的失误和衰亡，毛泽东也有批注和圈画。梁武帝的晚年，听不进正直的忠告。《南史•贺琛传》记载：在他去世前五年，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提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浪费十分严重；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的罪过；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生养。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建议也很中肯。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口授敕书，一一反驳，痛加斥责。他说，我做皇帝40多年，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不应和地位低下、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国君，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官至丞相。黄武五年（227年），陆逊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不接受，一一反驳。梁武帝和孙权一样，听不进正确意见。他用自己的简朴、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加令不从。”又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谋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呀！否则岂不“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吗？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一个好皇帝，艰苦朴素、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不能兼听则明，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导致失败，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是明白人，但自护其短，英雄末路，大抵如此，时运不济，并非全是天意，也与他本人对重大决策不能听取身边官员正确意见，对种种弊端听之任之，信任奸佞，政治腐败，用人不当等缺点和问题都有很大关系。更何况他晚年迷于佛事，又引狼入室，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既有对梁武帝统治前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积极措施、英雄业绩的肯定、认可、欣赏之意，又有对其统治后期种种消极行为、种种弊端、种种问题的批评、不悦、失望。

       第二，对罗隐诗作的欣赏与对其“怀才不遇”和“十上不中第”人生的同情。“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毛泽东晚年很为喜爱的两句诗。这两句诗是晚唐诗人罗隐咏史诗《筹笔驿》中的诗句。我在服务工作过程中看到，毛泽东晚年手书古诗词时，这两句诗是很爱书写的，也是书写的次数最多的。有单句书写，也有整首诗书写的。还有在读书过程中写批注时也几次在不同的书上写过这两句诗。如上面所述的在读《南史•梁武帝纪》时，用红铅笔写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批注。类似的批注，见过的至少还有两处，毛泽东在不同的书上用铅笔写了这两句诗。记得一处是在一本书的封三上，纸张都有些发黄了，这本书书名我记不住了。还有一处是用蓝铅笔写的。好像是他在看书时头脑里又浮现出这两句诗，他即写下了。与他当时所读的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记得诗句好像是写在一本书中间的空白处。

罗隐《筹笔驿》这首诗全文是：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毛泽东在读罗隐这首诗时，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了三个大圈，每句诗的末尾也都画上了圈，还在这首诗的第一句旁边画了曲线，从第三句开始，一直到全诗最后一个字，逐字逐句画上了圈。圈圈画画表达他对这首诗、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的喜爱。

       筹笔驿为古地名，在今四川省境内。传说是诸葛亮率兵出师，曾驻过这个地方，并在这里运筹决策。罗隐，字昭谏，是唐代晚期的诗人，留下的诗作不少。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存书里就存有罗隐的两本诗集。一本是《罗昭谏集》（清人辑本），一本是《甲乙集》。这两本诗集，毛泽东都读过多遍，浓圈密点过的有近百首，圈点较多的是咏史诗。

       罗隐的咏史诗，毛泽东首首都读，几乎首首、句句都圈画。除上述的《筹笔驿》外，还有一首叫《王濬墓》，诗中写道：“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据史籍记载，王濬是西晋大将，水师统帅，曾率水师破吴获胜。毛泽东读这首诗时，先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了两个大圈，又在头两句诗旁边连续画了几个圈。罗隐还有一首咏史诗叫《西施》，诗的全文是：“家国兴亡自有时，越人何苦进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毛泽东在读这首诗时，先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了两个大圈，后在每句诗、每个字旁都画了圈。《焚书坑》《秦帝》《董仲舒》等，都是罗隐咏史诗中的佳作，都是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董仲舒》这首诗：“灾变书生不合闻，漫将刀笔指乾坤。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诗人对一代大儒董仲舒的评价是很为大胆的，在封建社会里能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颇为不易的。这首诗，毛泽东读了又读，圈了又圈，四句诗的文字旁画满了圈。对毛泽东读过的罗隐这些咏史诗，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批注的文字，但从密密麻麻的圈画符号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对诗人和诗作是很为欣赏的。

       毛泽东读罗隐的诗作写的唯一的一条批注是：“十上不中第。”毛泽东批注的这五个字不难理解，就是“十次上考，十次没考中”的意思，是对罗隐当年实际遭遇的一种注释，也是对罗隐怀才不遇，“运去英雄不自由”内心情感的一种同情。这五个字的批注是在读了罗隐的《嘲钟陵妓云英》这首诗之后写下的。这首诗的全文是：“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罗隐的这首诗在《罗昭谏集》和《甲乙集》两本诗集里都刊载了。上述的批注是写在《甲乙集》刊载的这首诗的天头上，是用黑铅笔写的。两种版本书中刊载的这首诗，毛泽东都读了又读，都有圈画。在《罗昭谏集》这首诗的后两句，每字旁边都画上圈。罗隐的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是有嘲笑妓女云英的意思。但实际上也是诗人对自己不中第内心深感痛楚的一种写照。在诗人心里，他与妓女虽然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但实际上是“同病相怜”的，都是受人欺凌、任人摆弄，“俱是不如人”的。这与诗人在另一首《自遣》诗中表白的意境是一致的。罗隐的《自遣》诗：“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面对无情的社会现实和种种丑恶的现象“愁”也好，“恨”也罢，有看法、有想法，最终却是无能为力，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诗人罗隐也好，妓女云英也好，命运不都“俱是不如人”嘛！毛泽东对罗隐的《自遣》诗，《偶兴》诗，《东归别常修》等诗，也是读过多遍，许多诗句旁边都画上了圈。

       罗隐的两本诗集《罗昭谏集》《甲乙集》中还有一些写景的诗，这些诗也有独到之处，有的写得很精彩。这些写景的诗，毛泽东也都读过，也都圈画过。这里也向读者介绍几首毛泽东读批的情况。

       第一首，《七夕》：“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思送巧来。”古人描写神话中牛郎织女相爱的诗很多，像罗隐这样把一对久别重逢男女相爱的情感写得这么细腻，构思这么别致，意境这么新颖，是不多见的。毛泽东对这首诗和诗人过人的才华是很为欣赏的。我们看到，他在阅读中不仅在最后两句诗旁字字画圈，而且在诗后又画上了两个小圈外套两个大圈。诗句旁小圈连小圈，诗末小圈套大圈，圈圈相连。由此可看出，毛泽东对罗隐写景诗也是很喜爱的。第二首是《浮云》：“溶溶泄泄自舒张，不问苍梧即帝乡。莫道无心便无事，也曾愁杀楚襄王。”第三首是《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涯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这两首诗写得也很独特，诗人构思很为精致，毛泽东也喜爱。他在阅读过程中，这两首诗全诗都加了圈点，诗的标题前还分别画了两个大圈。第四首是《中秋夜不见月》，诗的第一句：“阴月薄雾上空虚”，阅读中，毛泽东在句末就用黑铅笔画了两个圈。诗的第二句：“此夕清光已破除”，句末，毛泽东又画了两个圈。第三四句：“只恐异时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每个字旁都画了圈。这首写景诗，诗人的构思、文才、想象等都别有特色，所以，毛泽东欣赏之至，圈了又圈，画了又画。

       罗隐虽然怀才不遇，“十上不中第”，但是，他写下的一首首诗作能流传至今，并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诗中体现的才华和倾吐的情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同情，这是诗人不会想到的。

       第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与毛泽东本人一生的伟大实践与晚年的年老、体弱、多病及寂寞、孤独、痛楚等实际情况有关。

罗隐《筹笔驿》中的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出众才华、才思过人的颂扬和钦佩，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未能实现初衷、用尽其才、光复汉业深感惋惜。这是诗人罗隐的情怀。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又反复阅读、重复书写和圈画这两句诗呢？这里试作点分析。

       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老婆叶群等一伙惶遽叛逃、粉身碎骨于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毛泽东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加上“四人帮”一次次地发难，国事、家事等使得他老人家日渐衰老。尽管当时全国亿万人民一遍又一遍发自内心地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但是美好的愿望是不能改变无情的自然规律的。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种老年性疾病无情地向毛泽东袭来。病魔缠住了他那曾高大魁梧、非常健康的身躯；白内障遮住了他那曾洞察一切、识妖辨怪的火眼金睛；肺心病伴严重缺氧致使他突然休克，险些夺走了他的生命；大叶性肺炎带来的昼夜咳嗽，脑神经功能的减弱、脑血管的渐进硬化导致了老人家腿脚不能行动。一位当年叱咤风云、举世无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全中国人民的统帅，面对这些肆虐的病魔也显得无能为力，最终只好“随它去了”。毛泽东爱读爱书写罗隐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一方面表明他对诗作者写作这首诗时的思想情感的理解和赞同，另一方面也是他本人当时内心世界的自我流露。如果说，从1935年著名的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万里长征大转移来到陕北延安之后及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期间，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毛泽东领导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是“时来天地皆同力”的话，那么，进入60年代，特别是到了70年代，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实践中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对于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使我国长时间处于内乱状态，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他本人又重病缠身，两腿肿得不能站立，两脚肿得穿不上鞋子，走不了路，人一天天变老，江青自从当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把毛泽东告诫她的话越来越当作耳旁风，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到处兴风作浪，女皇梦的野心日益膨胀，篡党夺权的步伐显然加快，对江青由不愿见到根本不见，就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毛泽东晚年心灵深处是不是也有诗人罗隐当年“运去英雄不自由”的阴影呢？

       罗隐是晚唐时候很有才气的一位诗人。《吴越备史•罗隐本传》一书中称赞罗隐是“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尽管他有才华，但很不得志。在以科举取士的封建社会里，他因写有《馋书》讥讽时政，触犯了统治阶级，得罪了诸多的上层人物。因此，他十次投考进士，十次榜上无名。怀才不遇，才能难展。悲愤之下，隐居深山。他的许多诗作，是在他隐居深山之后写的。诗言志，诗言情。在悲愤、不满、消极、低沉的情感之下写的诗作，可以说许多的诗句都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白，自然流露。上述他的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除了有对诸葛亮未能用尽其才、光复汉室深感惋惜之意外，也表达了他自己当时怀才不遇、才能难展的消极和低沉的内心思绪以及很感失望、失落的思想情感。

       罗隐怀才不遇、才能难展，隐居深山，消极、低沉、失落、悲愤。毛泽东晚年疾病缠身，体质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不好，加上林彪的背叛、“四人帮”迫不及待篡党夺权，加上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志同道合、患难挚友相继辞世等国事、家事、烦事、愁事、悲事，对一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好像也只能“运去英雄不自由”“随他去了”。

       综上所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在这里联系到了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晚唐诗人罗隐，还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领袖毛泽东，一共四个历史人物。这四个历史人物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时空岁月，有不同的使命追求，他们人生的后期是不是都有“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情境呢？他们四人尽管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倾向、才能造诣、个人追求等都不相同，但“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晚年人生“向前趋势”是不是基本相同呢？只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所造成的实际社会效果有显著的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