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十九世纪就有人说过文学已死，五四时期就有人宣称中国的文化已经死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的出现，手机阅读的流行，又有人预测纸质刊物与图书也快消亡了；如今又有一种说法，五四之后无大师，大师再也不会出现在脚下这块土地上……关于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至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文学依旧热闹得很，依旧蓬勃发展，虽没有鲁迅先生当年所言“文学是照亮国民灵魂的灯塔”那样劲爆时尚，但也不像某些人说的“文学只是某些刊物圈子里的游戏”那样沮丧萧条，至少十天半月文坛上就会弄出一些深深浅浅的闹剧来就是明证：文学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任你如何蹂躏打压，它依旧坚挺生存在一方天地里，吸引着一茬又一茬的作家前来耕耘着，播种着，并且乐此不疲。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文坛又何尝不是一个江湖，既然是江湖，自然就有芸芸众生与奇侠高人的交替出现。文坛论见，并非文坛论剑，论的是见解而不是剑招，所以论者不必都是文坛侠之大者，但一定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奇人高手。或许这就是《文坛论见：中国当代文学家访谈》书名的出处吧。

       《文坛论见》是实力女作家高杨与中国当代文坛十余位作家、编辑家、评论家的文学对谈结集，其中关于文学的深度访谈，丰富多彩，涉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对当今文学创作、文学未来走向以及文学的社会担当，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比如，侨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严歌苓先生爆料“《金陵十三钗》并不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时的幽默风趣，谈及她与大导演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交往与合作时的坦率直白，谈及她的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之间的悲欣交集。比如，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先生提出“最没有创意的就是宣布文学已死”的大胆论断，一股冲天豪气喷礴而出，他的睿智大度、高瞻远瞩，说出了许多人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得刻薄一点，那些断言文学已死的人，是文学在他自己的心里已死。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文学还没死，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文学没死，文学就不会死”。比如，作家梁晓声先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一种文化的自觉”的命题，强调了“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重要性，并大胆预测“文化搞不好会让人报应的”的未来走向，读来振聋发聩，让人自觉而警醒起来。比如，《收获》杂志大掌柜、编辑家程永新先生自毕业实习时起就在杂志社，数十年如一日，从实习生到掌舵人，期间风风雨雨，稳坐国内纯文学刊物头把高椅，不知培养了多少名作家，他“一手抓名家，一手推新人”的办刊理念，他“学习和研究是必须的态度”，他“文学需要新与旧的冲撞”“作家不能背对市场”等不同凡响的办刊决策，处处彰显作为国内第一纯文学大刊掌门人学养深厚与选稿用稿的高屋建瓴。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先生提出“艺术就是在风暴中享受安静”的创作理念，支撑着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创作出五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实乃“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之鸿篇巨著，他认定“写作是一种心灵的需要”，他坚持“好作品自然而然地拒绝乌合之众”，他感慨“‘文学已死’这种说法是无聊至极的，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家叶兆言先生认为“写作是无法继承的”，甚至断定“获奖跟作家是没有关系”的，主张“作品中的高潮来自平淡的生活”，他极其勤奋，用自己的作品来摆脱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文学光环，一直在等待写出下一部“不一样”的好作品。比如，茅盾文学奖得主、剧作家陈彦先生从戏剧入手，“永远描写小人物”，悲天悯人的平民情结在文字当中闪现着耀眼的人性光辉，自创作以来获奖无数的他，主张“好作品要下笨功夫”，强调“戏曲还是要先保护传承”，深感“人只有懂得敬畏，才不会被庸俗的洪流淹没”。比如，鲁迅文学奖得主、小说家温亚军先生对小说创作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始终认为“好作品需要故乡”，“文学是虚构的繁华世界”，从乡村走向军营的他，以笔作枪，写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学之路，从军营走向边疆，再从边疆来到首都，他始终认为“文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不愿意重复自己的写作，故而他幽默地强调“我对自己没有期许，不给自己的创作套上枷锁”……先后任职西北三家大型纯文学刊物人物专栏采写的高杨，深谙文学访谈技巧，问题设置角度新颖，提问尖锐而不失温情，语言敏感而不失生动，全书访谈内容充满知性、感性、率性与启发性。从各个角度深度讨论文学的未来，剖析文学从业者的创作动机和方向，阐释文学与世界、与人类的关系。正所谓：呕心沥血，源于热爱；耐人寻味，精彩好读。

       《文坛论见：中国当代文学家访谈》一书除文学对谈外，还精选了各位受访者代表作品中的精彩片段，无论您是文学圈内或圈外人士，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作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甚至还有可能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