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去医院探望父亲，他似乎有点反常，特别唠叨。他穿着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倚靠在床头，橘黄的灯光下一脸的沧桑。只听父亲喃喃地说：“我不是‘二鬼子’，我是党组织派进鬼子据点的。”这是怎么回事？看我好奇，父亲便跟我回忆起了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
1941年，父亲13岁，割麦子的时节，大伯找到父亲说：“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父亲听后急切地问：“什么地方？”他神秘地说：“鬼子据点，给做饭的厨师打个下手。”“我不去！”父亲头一偏，一脸不愿意。大伯说：“你先去干着，到时保证送你去读书。”父亲这才勉强点头同意。
翌晨，有个姓范的师傅便带父亲来到山东泰安夏张地区鬼子据点。每天清晨，范师傅都要挑着两个木桶，将剩下来的饭菜挑去喂猪。他每次来都要关切地问父亲：“今天有多少日本人在据点里吃饭？”父亲便把每天吃饭的人数报给他。后来父亲才明白他是在摸敌情。这个据点驻扎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大约一百多号人，每天留在据点里有多少人吃饭，就能算出鬼子出动多少兵力。想到自己的工作也能抗日，父亲心里更有劲了。
一年多后的一天清晨，范师傅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带上自己的东西，今晚你就离开这里，送你去泰安军分区读书。”父亲听罢高兴得跳了起来，范师傅警惕地张望了一下，见四周没人，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父亲，神秘地说：“做晚饭时，记得将这包东西撒在大铁锅里。”父亲立马明白这是给鬼子下毒药。在据点的那些日子，父亲目睹了许多鬼子烧杀掠夺的暴行，早已恨得牙痒痒，爽快地接下了任务。
当天下午，父亲到厨房淘米，趁没人的时候，迅速将那包毒药撒进了大铁锅里，等米饭散发出喷喷香味后，便悄悄地回到宿舍，取了包袱直奔指定的接头地点。范师傅见父亲赶来后，急切地问：“那包东西撒到锅里了吗？”父亲点点头，他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让鬼子瞧瞧我们的厉害。”
当晚，泰安军分区的团委书记李发荣代表党组织送父亲去学校读书，李发荣对父亲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临上船时，他嘱咐父亲好好读书，并送了一支钢笔。
父亲后来听说，据点里的鬼子吃了下毒的饭后，七倒八歪地倒地呕吐不止，正巧有另一个中队的鬼子路过，发现据点里鬼子的惨状后，立即实施抢救，虽然救活了一些人，但大多已命归黄泉。这次中毒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日本鬼子，父亲至今也没搞清楚。而村里的人不知父亲是地下党组织派进去的，有人嘲笑他是“二鬼子”时，父亲也不敢解释，从不向外人说明其中缘由。
日本宣布投降后，父亲对这件事仍旧守口如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顾虑。父亲读书时，有个叫张建新的同学，因暑假期间到农村帮助农民搞减租减息，被日本鬼子抓去干体力活，曾帮助鬼子背过电台，虽然期间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最终趁鬼子不注意溜之大吉。但却因为这段说不清的事情，被大家认为是当过“二鬼子”，认为他有历史污点，始终没有被重用，只能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卫生所里干些杂活。“文革”中还被打成了叛徒，受尽折磨。
于是，父亲打鬼子的事就成了我家的一个不可触碰的话题，很少被提起。“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有一次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侮辱父亲为“汉奸”，父亲气不过动手打了他，父亲因此被当时炙手可热的造反派司令王洪文点名批判，结果再次被打倒。
1976年秋天，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终于熬出了头，被借调到市委工作组。父亲主动向组织提到这段压抑了几十年的历史，希望组织认真调查给予结论。组织上派人认真调查，最后给出了是党组织派进去，消灭鬼子有功的结论。
父亲离休后，每月工资1万多元，住院医药费全免，我有时开玩笑说父亲为党贡献不多，却享受待遇太好。现在看来，深入虎穴烧饭做菜，小小少年一下子消灭了那么多的鬼子，与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一样，也是英雄。
（作者单位：上海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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