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一个临近县城的村庄——高唐县大田村。我的姥姥在母亲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母亲从小便成了没娘的孩子。为了生计外公做了一点小生意起早贪黑地走街串巷买豆腐，母亲便每天和比自己大一岁的舅舅相依为命。除了每天早起帮外公推磨做豆腐，还要照顾舅舅的“日常生活”洗衣、做饭，小小年纪本应是无忧无虑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却成了家庭的主要成员——“小主人”。好在母亲的亲姨娘时刻关心照顾，让母亲和舅舅感受“久违”的母爱。
母亲十六岁便嫁给大六岁的父亲，说到这门婚事还是亲上加亲。父亲的媒人是亲姨，也是母亲亲姨的儿媳妇，按照辈分父亲还要叫母亲姑姑。当时父亲在烟台当兵，后专业到青海工作。建国初期的青海，人烟稀少，交通状况落后，况且父亲的单位是地质勘探，经常在野外一次驻守就是一两个月，母亲写封信有时两个多月才能收到。基于这些原因，父亲最多一年回家一次。记得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像见到陌生人一样，这也成为我和父亲缺乏沟通的原因之一。家里的千金重担还是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母亲育我们姊妹五人，我排行老小，上有四个姐姐。家里还有爷爷奶奶要照顾，两个叔叔一个姑姑没成家。当时那个年代全家人吃饭都是问题，父亲的工资便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爷爷奶奶是传统中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便只会一筹莫展，唉声叹气地蒙头大睡，母亲自然又成为“顶梁柱”。母亲从小的家境使得“穷人孩子早当家”在她身上显得淋漓尽致，只是从小时候的“小主人”变身成为现在的“大主人”，既要合理安排“任务”，又要奏响锅碗瓢勺“交响曲”。记得母亲给我说的最铭记在心的一件事，那就是文革期间，村里不怀好意的人向驻村干部举报，说母亲放高利贷，如果被“定罪”那是要被打成右派的，还要带上“大高帽”游街示众的。如果是那样，连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就要受到牵连，是母亲跑到驻村干部那里，有理有据的说明情况，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也就是通过这件事，村里群众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这个“认识”让她在村里树立了家庭的威信，不再受别有用心人的欺负。
转眼间到了叔要娶亲，姑要嫁人的时候，母亲又张罗他们的婚事，大到修房盖屋，小到买衣缝被细致而周全。随之，爷爷奶奶也到了需要照顾的年龄，叔、姑家庭条件不好，生活困难，这个重担自然又落到母亲的肩头。父亲不在家，母亲尽到了比儿子还多的孝心。
母亲身体从小虚弱，再加上感冒，当时无钱诊治，在三十多岁便得了气管炎，落下了病根，现在一到冬季就喘厉害，随着生活条件好转，母亲每年都会因为这个病而住院治疗，近些年肺功能也越来越差。一九年的十月份，正当进入冬季的时候，母亲的病又犯了，姊妹几个都来到医院陪她诊治。做完CT，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便和往常一样办好了住院手续。第二天，噩耗来临，我被大夫叫到了办公室，告知母亲可能患了肺癌，需进一步确诊，我眼前一黑几乎晕倒，姐姐们一听也是瞬间崩溃。姊妹几个找了一个无人之地在哭啼中研究母亲的治疗方案，最终商定，病情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有压力不利于病情恢复。确诊后，母亲要从十三楼转到十四楼的血液科进行治疗，十四楼全是癌症病人，而且母亲是有文化的人，高小毕业，还曾当过四年小学教师，这对她来说隐瞒病情是不容易的。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让母亲做轮椅，用衣服蒙住他的头，就说怕她感冒，尽量不让她看到外面的字，和医生沟通后座医用电梯，来病房前提前告诉病友不要谈及病情……。母亲到了病房，大夫便做出了治疗方案，那就是放、化疗。很多亲戚朋友，包括单位领导劝我不要做治疗，减少对母亲身体的伤害，让母亲平静地度完余生，尽量减少她的痛苦。可做为儿女，我心如刀绞，毕竟那是我的亲娘啊，想想母亲为家庭付出的辛劳，为儿女做的贡献，作为儿女的怎可忍心不再治疗。几天的商议加上父亲的意见，我们最终决定“哪怕还有一丝希望也要积极治疗”。说起治疗过程那真是残酷，治疗期间，导致母亲头发基本全部脱落，身体虚脱，饮食减退，甚至后来精神出现幻觉。在三年的治疗过程中，母亲从没问及自己的病情，都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无论到那个病房都以幽默的语言增添欢乐的气氛。在全家人的担心中，母亲的病情还是出现了恶化。母亲在世的最后一个月里已很少进食，起床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天早上和往常一样给母亲喂食，可母亲不再张嘴吃饭。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不停的喊着；“娘，你睁睁眼，我是你的儿子”。好久，母亲缓缓睁开眼，张开嘴，可以清晰地看到母亲舌根动了几下，可没说出一句话，然后慢慢闭上了双眼。这也成为母亲看儿子的最后一眼，截止这一天，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声音、再也得不到母亲的关爱、再也吃不到母亲最拿手的饭菜“葱油饼”、“炝锅面”……
世上最无私的爱当属伟大的母爱。母亲给我生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把一生最好的都给了我。“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这是对我母亲最真实的写照，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她却功不可没，母亲是瘦弱的，但她却一生坚强，她——我的母亲，我永远想念的娘。
作者：李海滨 单位：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唐大队
